2022十大配资平台app 国家中心城市降级？专家：定位依据不同 难断言洗牌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陆续获国家批复，其中部分城市定位较上一轮出现一定变化。据此2022十大配资平台app，市场上出现系列解读，如中心城市被重新洗牌，部分国家中心城市降级等。
对此，多位受访人士近日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是在“多规合一”背景下进行的，主要着眼于区域、省域等层级发展规划与国土利用，目前对城市定位并不过于注重。此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各城市定位依据也并不明晰。相反，此前国家中心城市定位，无论是从传统中心地理理论，还是从承担国家重要使命等方面来看，定位依据都较为明确。
因此，尚难单凭相关规划断言中心城市被重新洗牌。多位专家认为，与其从各类政策文件中关注不同城市的定位情况，不如多关注各城市发展现状与自身资源禀赋。
“城市的空间定位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牛凤瑞表示，客观来讲，城市的产业与人口集聚效应才是决定其定位的核心标准。
定位依据不同
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概念提出已久，至少可追溯至2007年前后。当时，原建设部在其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提出这一概念。当时对国家中心城市解释为中国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对外门户。
早期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此后，武汉、郑州、西安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陆续获批。其中，武汉、郑州分别于2016年及2017年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同意推进两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下发较为具体的指导意见。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则见于2018年获批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实际上，多个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均出现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当中。如明确重庆、成都两地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表述出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该项规划在发展目标中指出，到2025年，重庆、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显著提升，区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提出时间较早，但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提法较少，除武汉、郑州两地获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复函确认外，其余城市大多是在更高一级的区域发展规划中被提及。”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指出，从提出到批复，此前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主要是住建部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在推进，在定位依据方面与此轮国土空间规划有所差异。
在陈耀看来，与此前的城市总体规划不同，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其实并不过于注重对城市的定位，更多是从区域发展及主体功能区等角度来定位城市发展。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城市定位的依据主要是城市的主体功能。国土空间规划中整体较为重视区域、省域发展，城市发展属于较低层级。”陈耀表示，此前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依据则主要为是否国家战略要津，从区域分布、战略要津、承担国家重要使命、参与国际竞争等角度来定位国家中心城市。
“界定一座城市是中心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主要还是看这座城市的经济及人口聚集规模。”牛凤瑞认为，一般来说，经济总量越大、人口集聚规模越大，这座城市的辐射能力就越强。当然，还会涉及这座城市是否为港口城市或国际枢纽城市，城市本身对外联络交通情况以及与周边城市的地域分工等因素。
多规合一
目前，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已进行到第四轮，前三轮均为土地利用规划，更多是针对各地的土地利用及人地矛盾等问题进行规划。
具体来看，第一轮土地利用规划时间为1991—2000年，规划开展时间可追溯至1987年《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后，该轮规划分为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标准；第二轮规划时间为1997—2010年；第三轮规划时间为2006—2020年；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时间则为2021—2035年。
实际上，第三轮规划中，对几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就不在“国家级”层面，但在该轮规划发布时，并未有“国家中心城市降级”解读。
如在第三轮规划中，对广州市的定位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天津市的定位是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我国北方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对重庆市的定位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贸易口岸；对成都市的定位则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等。
不过，相比第三轮规划，此轮规划中不少城市定位确有较明显变化。
如天津市定位变更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代海洋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重庆市定位变更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广州市定位则变更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受访专家认为，这些显著变化除与城市本身发展因素相关外，还涉及近年来推进的“三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要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合一。2018年机构改革中，将原分属不同部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空间规划职责统一整合到自然资源部，由其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实现“多规合一”。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随着“多规合一”的推进，相应规划中对城市定位有所淡化，且目前相应规划中城市定位标准并不明确，反而更加复杂。
目前来看，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各城市定位确实更加复杂。其中，对中心城市界定，就涉及国家级、西部、中部、东部沿海、西南、东北、华北、大湾区、京津冀、黄河流域、长江中游等不同区域层级概念。
更应关注城市本身禀赋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不少城市都有争取意向。受访专家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所能获得的资源配置权力有关，城市定位越高，一般获得的各类支持就会越多。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定位，除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交通信息通达程度等标准外，也有学者认为，界定一座城市是否为国家中心城市，还应从城市发展潜力及国家战略等层面综合考量。
“国家中心城市的界定，并非单纯的客观规律总结，具有强烈的政策内涵和政策意图。既要考虑城市实际运行的客观规律，也要统筹考虑未来发展态势和国家战略要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就曾指出，对国家中心城市内涵的解读，应突破传统中心地和纵向分级理论束缚，将城市在全球和国家城市网络中发挥的枢纽节点作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同时应改变以往过多关注国家中心城市本身，而是更多关注国家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和辐射带动能力，关注其所依托的国家级城市群。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城市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政策支持还是自身资源禀赋难以量化判断，但从客观来讲，城市的产业与人口集聚效应才是最终决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
“城市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渐进式、自然的历史过程。”牛凤瑞认为，城市发展过程其实会有波折与反复等情况出现2022十大配资平台app，历史上一些定位颇高的城市也可能会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没落。同时，城市发展涉及主客观多种因素，与其过多关注各类定位这样的外界因素，不如花更多心思研究城市自身资源禀赋。